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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传播的现实与超越</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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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胡正荣主页，Dr. Hu Zhengrong,Communication professor at th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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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外交部驻美国使馆邀请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作对外传播专题讲座</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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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9 Mar 2010 13:39:59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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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演讲讲座]]></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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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外交部网站讯：
2009年12月11日，应周文重大使邀请，正率中国传媒大学教学干部培训团在美国考察学习的该校副校长胡正荣教授来到中国驻美国使馆，为使馆外交官做题为“解读媒体，从容应对”的对外传播专题讲座。周大使亲自主持讲座，驻美使馆近百名外交官出席。
胡教授是中国传媒教学领域的权威学者。他用通俗 风趣的语言，配以现场视频演示，结合生动实例，从新闻价值、传播效果、政府与媒体关系等方面介绍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分析了中美媒体的不同特点，讲解了有效 应对媒体的知识和技巧，并现场回答了有关西方媒体新闻价值取向等问题。
胡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精彩实用，受到使馆外交官们热烈欢迎。大家普遍感到获益匪浅。这是近期驻美使馆加强公共外交知识技能培训的具体举措。今后驻美使馆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知识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外交官开展公共外交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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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胡正荣： 对生活心存敬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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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9 Mar 2010 13:31:19 +0000</pubDate>
		<dc:creator>admin</dc:creator>
				<category><![CDATA[媒体访谈]]></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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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中国青年网 
选题策划／于今　文／王海珍

胡正荣很忙，忙到约采访横跨两年――从鼠年的冬天约到牛年的春天。终于，在一个咖啡厅找到他――彼 时，他正在与两位新加坡客人谈事情，来自狮城的两位客人想从他那里取到如何做好传媒的真经――他常常扮演这样的角色，在这前一天，新闻集团的全球副总裁高 群耀也就类似的问题与他有过交流。 
在一些传媒大亨的眼中，胡正荣是业内专家，事实上他也是。年纪轻轻，刚入不惑，他就成为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副校长，同时，他也是传播学界著名学者，他的学术专著数部已经走入教材行列，成为中国传媒后备军的学习教材。
仕途一路顺利，学术大道一片光明，胡正荣比同龄人似乎要走的快。“是吗？”胡正荣笑，不以为然：“我并不觉得自己走得有多快，我只是一直在自己的行业内坚守而已。”
2000年，34岁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传播学博士导师，2006年，40岁，成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很久以前就有“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跨世纪优秀人才”等荣誉加身，2001年便享受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胡正荣一帆风顺到让很多同龄人心生嫉妒。但，仔细看着他一路的辛勤耕耘， 心中便会升出敬意――这并非是只有幸运相伴的无数成功案例之一，在胡正荣一路坦途的履历中，更像是蕴含着一个励志故事――他耕耘的背影下撒满了缀着阳光的 汗珠，他用坚实的脚步丈量着自己一寸寸坚实的人生。这样的人，有了先天的聪慧，有了后天的脚踏实地，有了将最好的时光用在了最好事业的选择，便也有了他现 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成功。
人生是能量守恒的过程
从西北那片土地考入北京学府，在很多人眼中完成了龙门一跃的最初一步。初入大学的懵懂，胡正荣也未能幸免，大 学的专业是新闻学，但是对采访，有着本能的抵触，他原本或许是一个寡言的男孩，在一次实践课程考试时，他差点不及格――考试的内容是一次采访，采访对象及 内容均不限，原本是一个很简单两人对谈，他演绎为更简单的单口相声，只因为他不知道要采访对方什么。自问自答的录音让经验丰富的老师一听就知道问题在哪 里，只是鉴于他的考试成绩优良勉强给了及格。
如今的胡正荣，常常在数千人前侃侃而谈，不拿任何讲稿。说起曾经的年少青涩，有一种释然的豁达，这是已经突破了自我局限的人才有的潇洒。“要感 谢留校当老师的经历，”胡正荣笑：“第一次上讲台讲课，很紧张，我就把课程准备的满满的，生怕讲课的时候有了空白时间。”由于准备充分，他满满地流利地讲 了四十五分钟，给了学生一个充满营养的一课。
这也像极了他此后的人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早早地将准备工作做充分。“这么多年不论做什么，我始终 坚信一个原则，就是时刻准备着。把自己的业务能力修炼好。如果你有赢得机会的能力和水平，那机会肯定就是你的。”胡正荣曾经说过，也正由于此，他一次又一 次赢取到机会，没有与机会擦肩而过的遗憾。一次次的充分准备，积蓄了一次次的加速度，也就有了一次次比别人走得更远的力量。
“付出多少，才能收获多少，我始终认为，能量是守恒的。”胡正荣如是说。是，无数个人无数次的经历都证明着这一点。但也有无数人期望有馅饼从捷径处溜出。胡正荣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过捷径二字，有的只是埋头赶路。
1994年，学校获得了两个名额去德国进修，当时能去德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很少，很多人看着机会在眼前飘过，憾然摇头。胡正荣自己的德语基础 考取了其中一个名额――在此之前，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报考了夜校的德语学习班，成绩是班里前茅。后来工作忙了，但德语并没有拉下，当时学习的动因是对 德国艺术和哲学感兴趣，从没有想过几年后会有一个去德国考察学习的机会。如今，赴德的机会来了，他轻轻地拿下。
这一个例子可以涵盖他此后的人生岁月。很多次这样的机会就在他默默付出后一个个接踵而至。不相信捷径的人只信奉默默耕耘，却不期然，脚下的路汇成了一条直线。那比捷径还快的直线，是真诚的付出。
传播学领域的创新者
如今，胡正荣身兼数职，是学术带头人，也是学校行政方面的中坚者，两方面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如何平衡学术与 行政的矛盾？“是有矛盾，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这两方面的责任都很重大，都需要投入时间，但从另一方面想，两者是不是也有促进作用呢？我想应该有。”胡正 荣轻松化解了很多人看似头痛的问题。
仕途一片光明，学术知识的体系构建也在日积月累间日益完善，会有必须到取舍的时候吗？应该有，但是这些不是他此刻所想的问题。他随身携带着一个 很大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每天的日程安排，讲课、出国的行程已经安排到几个月以后，他是那样严谨地面对时间，面对一日日翻过的岁月。
关于若干年以后，他有过设想吗？或许，在某个夏日的午后，他闭上双眼，眼前会浮现出他所向往的生活。但是，现在，眼下，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吧。 刚留校时，他有没有想过二十年后现在的人生风景？或许也想过，或许梦没有那么真切，但是现在，一个个都实现了。走好眼前的路，做好手中的事，不敷衍一天， 这便是胡正荣。认真的，踏实的，不激进的，不偏激的胡正荣。
一如他的学术之路。
上大学时，胡正荣的专业是传统的新闻学。那时，传播学在中国还没有多少身影，他从一个讲述外国广播电视史的老师那里偶然听到了国外有一门传播学 学科。他有了点兴趣，就跑到图书馆去借阅相关的资料，关于传播学，当时国内还属于空白，图书馆的相关书目只有原著版本，他借了一本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传 播学家梅尔文·德福勒著的《THEORIES？OF？MASS？COMMUNICATION》，当时的环境看这本书有一定的难度，语言关努力努力可以克 服，但是传播学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及学科基础知识，他都没有。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埋在大部头的英文书里，读了个酣畅淋漓。从这本书中，他知道了新闻还可以 从传播角度，传播对象入手。胡正荣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兴奋，他提笔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就书中的某些内容与之探讨，想象一下，一个大三的学生坐在教室里向一个 远在美国的学者讨论问题，这样的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不久之后，胡正荣收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梅尔文·德福勒的亲笔回信，还附送了一本有关中国媒介的书。
这封信帮助胡正荣奠定了此后的学术研究领域。那就是涉足当时在国内还尚属空白的传播学。从梅尔文·德福勒身上，胡正荣意识到想要研究传播学，必须有社会学的基础，于是，他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研习社会学上。这也给他此后的传播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胡正荣是国内传播学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已经出版了数部研究传播学理论的书籍。在研究学术上，他坚持博学兼收的原则。“我希望放在主体上相 互关联的两三个领域，比如像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一定离不开现实的问题和社会实践性的东西。”胡正荣说。他不提倡学者只关注一个领域，他相信任何学科之间 都有互相关联性，尽管他在传播学研究中，一再强调关注的是现实问题，但是对于理论的研究与提炼一刻也未曾放弃。“现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体 系。”胡正荣很谦虚，“我只是在做研究，一个真正伟大的学者，只有通过积累，大概到六十岁，可能才有一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成果。”他心中一定有了一个朦胧的 轮廓，现在是努力为其添泥加瓦，让它更稳固的时候。
胡正荣常常是这样，默默的努力，耕耘，不期然拿出一串炫目的成绩，当旁观者还在羡艳他时，他已经大踏步又向前迈进了。他一路耕耘，在坚守中，不期然已成为一株大树，枝繁叶茂。
享受工作　尊重生活
年轻时的胡正荣，也有过蛰伏期，在筒子楼的宿舍里，他一住就是十一年，当别人呼朋唤友潇洒青春的时候，他埋首苦读，他是能坐得住的人，一份淡定，也磨砺出当下的从容。
现在，他喜欢这样的生活，去欧洲小城休憩，去加拿大看雪景。他并不认为工作是生活的全部，反而，会觉得工作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种方式。
他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人，与朋友一起看一场歌剧，或者听一听国外顶尖乐团的演奏，在他看来，都是闲暇时不错的放松。独自在家时，他也会啜饮一杯红酒，倚靠在阳台边，透过流转的红色液体，慢慢品味时光流逝的感觉。
他欣赏懂得享受生活的美好，他非常细致地讲述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他的这位法国朋友，上世纪70年代买了一个17世纪的破败的古堡，在繁忙的工作后，自 己一家三代人亲自动手，将古堡按照古代的建制重新复原了起来，上班时西装笔挺，下班后就是泥瓦匠。他们一家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自由旋转，享受工作，更加享受 生活中的这种成就感和美好。
说起这些，他满眼含笑，你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有一处柔软，永远留给生活――他认真地过每一天，不敷衍任何一件事，他用这种方式，保持着对生活的最高敬意。
而这，往往是大多数人常常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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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传播学内外的Colin Sparks&#8212;&#8212;《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代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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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7 Jan 2010 12:21:4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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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序与跋]]></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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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160;
&#160;
Colin Sparks教授（右）与胡正荣教授

《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当当链接
胡正荣
我认识Colin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2001年5月，我应邀到英国历史悠久的杜伦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当时的东亚系重点关注研究中国的媒介体制和政策。时间只有一个月，我要充分利用这一个月，既希望在杜伦大学的研究有所收获，更希望能拜见几位在英国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的重点人物和学校。最后一周，我就在朋友的陪同下，访问了谢菲尔德大学、立兹大学，还到伦敦拜见 James Curran，不过阴差阳错，没有见到。最后一位访问的就是Westminster大学的Colin Sparks教授。
我到学校位于伦敦西北部的Harrow校区的传播学院时已经中午，在介绍人一位台湾的博士生的带领下，有些诚惶诚恐地见到了Colin，他建议我们坐在庭院中，喝咖啡，聊聊天。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请教一些问题，表示以后有可能多多合作。他都认真作答并欣然接受。这次见面时间不长，但是，印象很好且自然。从此后，就开始了与这位媒介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的交往。
随后，我邀请他来参加2001年的&#8220;中国传播论坛&#8221;，这个是由我校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8212;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个年会。那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从此以后，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他常常来中国，几乎每年，有时甚至一年几趟来中国开会、讲课、开设工作坊，后来，还在中国带了联合培养的博士生。
他来中国的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珠海、武汉、西安、南京和杭州等地，除了偶尔给当地的媒介机构做些讲座外，主要在各个高校的舞台上展示他的研究和思想。随着象他这样的来自欧洲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学者的大量进入中国传播学研究者的视线，中国的传播学也逐步加快了多元化和多样化。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新闻学教育领域逐步引入了传播学。那个时候，只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所学校在译介、讲授传播学这门学科。由于最早介绍的来源大多是美国的著作和文章，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家施拉姆访华等因素，中国传播学界更多接触和接受的是美国的传播学，特别是美国的大众传播学。与此同时，正好赶上中国媒介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美国大众传播学提供的思想、方法和范畴体系等在中国都有了大批的拥趸。它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相对微观的改良主义立场都恰逢其时地契合了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因此，国内的学者和业者便孜孜不倦地大量研究诸如传播内容与技巧、传媒经济与产业、广告与公关、宣传和传播效果等等紧扣国内需要的课题。
来中国讲学和研究的国外的学者，包括在国外的华人学者也大多是美国传播学流派的代表者，他们继续扩大着美国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学术传统和成果的影响。
不过，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微观乃至中观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可是改革的深层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政治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社会治理结构等宏观问题日渐突出后，人们渐渐发觉原有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体系很难完全且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现实。这个时候便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自那时起，国内开始不断地扩大了传播学介绍和引进的范围与领域。美国除了大众传播学外的其他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渐为国人所知，与此同时，学者们和学子们也开始发现西方本身并不是一个随便的整体概念，它的内部还有许多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化导致的学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才使得传播学如此的丰富多彩，且难以把握。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来自西欧的，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媒介研究中的各个流派和各种理论范式。这其实也流露出了另外一种遗憾，就是非英语世界的重要的思想，如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世界的传播和媒介研究成果也还没有充分为国人认知。
我还记得，90年代末，我校校友、现在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传播学者的赵月枝教授第一次在国内讲课后的同学反应。他们觉得非常奇怪，一个西方来的传播学者为什么还动不动就引用马克思和其他一些批判思想家的理论和观点，甚至还提到了阶级、冲突、权力斗争等这些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日益被人们淡忘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说实话，这些年来的去意识形态化在国内是非常见效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消费主义成了主流话语，娱乐致死成了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境中长大的学生们不好被责怪，因为他们被另一种倾向给改变了，他们真的比西方青年更加缺少意识形态意识，他们比西方青年更加关注微观，更加实用，更加工具。当与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传统不同的媒介日益被去中心化的思维方式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国内的学者和学生们还真是有些茫然若失而不知所措。
Colin在国内讲课时同样面临到这样的反应。学生们下来问我，他所讲的东西的确给了他们以震撼和反思，但是到底有什么用。当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我真的只有感触了！
不过，好在随着时间的推进，国内的传播学界不断地学会了多个视角看世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研究、文化研究等等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大量进入中国的传播学界。
Colin就是其中被引进最多的学者之一，不过不是著作，而是他亲自到中国来讲学和研究。他在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跟随著名的霍尔教授完成了博士学位，按理说，他应该延续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模式开始和拓展他自己的事业发展之路，不过他还是转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至于他最终长期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所工作，并多年来一直任所长，致力于推动该所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重镇。
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由Nicholas Garnham和Graham Murdoch等一批学者创立的，他们都是英国学界的、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学者。他们在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土壤中，种植了传播学的种子，嫁接其他批判思想家的成果，开拓出了对传播和媒介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过程中权力关系与结构变化研究的新天地。这种研究突破了媒介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媒介在其中的国家体系，乃至世界分工体系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Colin Sparks的传播和媒介研究延续了他们这批学者的传统，但是另辟蹊径，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介与民主化、媒介与全球化，他早年对新闻学与流行文化有过研究，如出版的编著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后来，又深入研究了东欧的转型社会，他去过俄罗斯、波兰等东欧国家多次，形成了专著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With Anna Reading),1997）近年来还关注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不过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他的分析框架是批判性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倾向在读者手中的这本新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化范式提出了质疑，对大众传播带给国际社会的发展能力、方向、模式和路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的分析。这个是他多年来始终关注此类问题的结果。当然，中国也成了他这本书分析的重点国度之一，因为，中国日益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家，而且他又来过中国多次。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对中国传媒问题的探究，对中国文化现象的理解等都可以在这本书和他在中国的讲座中点滴流露出来。
在象Garnham，Murdoch,Sparks等一批批学者的共同构筑下，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所的研究倾向日益明确，研究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家James Curran 甚至专门撰文提出传播和媒介研究中的&#8220;威斯敏斯特学派&#8221;（Westminster School），并对这个学派在英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08年12月18日，英国官方机构公布了几年一度的科研考评报告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传播专业的学术研究水平名列第一名。
这种成就与Colin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的视野非常国际化，因此，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管理也非常国际化。读者从这本著作的国际关怀中就可以看出前者。不过，读者可能还有所不知，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还成立的中国媒介中心（China Media Centre），成为西方社会中第一个专门以中国媒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后来，又成立了阿拉伯媒介研究中心等。
2006年2月-8月，在Colin的盛邀下，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努力推动下，我非常有幸成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勒沃霍姆访问教授 (Leverhulme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等我到了伦敦后才知道，这个由英国勒沃霍姆基金会专门资助文化教育交流来的访问教授地位非常高而重要，这个基金会每年资助英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英国需要但是又缺乏的研究领域，从全球物色不多的其他国家的重要学者到英国研究和讲学。Colin非常认真地对待此事，他安排我在伦敦进行了三次公开讲座，并在讲座结束时认真而激动地建议我要将这些内容用英文出版成著作，还积极帮我联系英国的出版社。不过，由于自己的忙碌（其实是一种借口），我半途而废。
他利用他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和学术网络，向欧洲的大学推荐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去讲学。事实上，也就是在国际穿梭的这半年，我到了欧洲和北美洲的10多所大学讲座，在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中真正体会并领悟到了作为当代学者，素质中的人类关怀、国际视野、公正意识之重要性。
就我们个人的交往而言，尽管我与他相比，学术成就、年龄、人生轨迹等相差很大，但是，我们建立在共同学术领域、相同的学术追求基础上的友谊非常长远和稳固。每次我访问英国，每次Colin访问中国，我们都尽力安排见面聊聊近期的研究和工作，在正餐、便餐和咖啡之中，无所不谈。从中国的改革、媒介的变化、高等教育的问题、中英文化的差异，乃至我细致入微并耐心形象地给他解释中国社会独有的一些概念的文化和社会涵义，比如&#8220;关系&#8221;。
从日常交往、授课课堂、学术会议等看到的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发现他具有了一个真正思想者最为重要的两种思维品质和能力，即 think big 和 critical thinking。他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人，对事业、对学术、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世界都是高度负责的。他还是一个拥有深度思想和高度学术水平的人，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接受，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从这本新著中也可以看出，他敢于挑战已被人熟知并普遍接受的全球化事实，以及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主导理论，如书中提到的参与式范式、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范式等，大胆提出了&#8220;全球统治结构&#8221;。尽管这些有待历史和学术界去验证和争论，但是这种学术追求是非常感人的。
除了这些，他还是一个对生活、友人都非常热情但有非常有度的人。他很享受西班牙和中国美食，他很珍惜与家人的美好时光。他对朋友和学生鼎立相助，孜孜不倦，做事充分仔细，但是又张弛有度，很有英国绅士的克制力。
Colin等一批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俱强的国际传播学者带给中国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的影响还是颇大的。至少我本人更加意识到知识脱胎于社会，我所追求的某种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的融合体是为了解释复杂的中国媒介现实。西方经典经济学派的研究在自由市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很管用，但如果用来解释中国媒介与传播，作用和意义就很有限。我很少提传播学的本土化，尽管研究对象是有本土差异的，但真正在研究对象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框架是全球适用的，也许这个适用是有限度的。非要创造出来自己的一套理论只适用于中国，那还不叫理论，概念化和抽象度不够。换句话说，我认为我国传播学发展亟待提升的是国际化，第一个方面是思维方式国际化&#8212;&#8212;理性、逻辑、批判、独立，第二就是使用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对象是中国的，话语体系是国际通行的。国际化都还没有做到，何来批判吸收、兼容并举的本土化研究？
现在我们的研究需要把思路打开，先要多样化，哪怕它不科学、不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研究框架逐渐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体系，不要过早苛求，让它去尝试、去放开。当然，要特别记住胡适的那句话&#8220;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8216;主义&#8217;&#8221;，Colin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强烈感受到学术和社会现实之间有如此真实而深刻的互动关系，而研究现实也正是中国传播学的历史使命所在。
胡正荣
2009年8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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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胡正荣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作&#8220;面对媒体，从容应对&#8221;演讲</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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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06 Jan 2010 07:53:2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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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160;
【胡正荣教授（左）与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右）】
【中国传媒大学网讯】
2009年12月11日，在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新闻发布大厅，由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主持，胡正荣教授为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官作了题为&#8220;面对媒体，从容应对&#8221;的演讲。
讲座中，胡教授介绍了国际、国内传媒发展的大环境，并对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外交官如何应对媒体，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随后，胡正荣教授与外交官们展开了积极的互动，并逐一回答了外交官员们的提问。胡教授精彩的演讲得到了周文重大使的高度赞赏，外交官们也表示获益匪浅。
讲座之后，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闻参赞专门发来邮件盛赞胡教授的此次讲座，表示讲座内容贴近国际、贴近实际，对半路出家搞媒体工作的外交官们帮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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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胡正荣：简单并快乐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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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un, 20 Dec 2009 08:28:1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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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媒体访谈]]></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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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作者：李新叶&#160;&#160;&#160; 来源: 2009-12-18 开封网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胡正荣的办公室，记者采访了他。我们的谈话由&#8220;城堡的故事&#8221;开始。 
2005年，胡正荣到法国考察时，结识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法国大学中的第一批计算机教师，家境比较好。上世纪70 年代，他花巨资购置了一处17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堡。经过３００多年风雨侵蚀的城堡早已破败不堪，然而，就是这座荒凉幽静的城堡，点燃了一家三代人的创造热情：靠自己的想象和双手，让古老的城堡重新焕发生机。 
人一旦有了激情和梦想，再苦再累也会感受到无限的快乐。从此，一家人沉浸于另外一种&#8220;集体&#8221;生活：白天各自为战，或去上班或去上学，晚上回家吃过饭后，便脱去漂亮整洁的衣服，换上工装，当起了地地道道的泥瓦匠。他们不是请不起建筑师和工人，只是他们更愿意享受一家人共同奋斗的情调和快乐，体味那种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自由旋转的美好。 
一个人在意什么，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什么。这些年来，胡正荣走南闯北，见过那么多的场面，为什么单单对这个故事特别有兴趣呢？ 
 

&#8220;心灵的愉悦是最美的享受&#8221; 
记者：您对学生和朋友多次讲到&#8220;城堡的故事&#8221;，它对您的影响大吗？假若让您浓缩为一句话，您会怎么说呢？ 
胡正荣：&#8220;享受你简单的生活。&#8221;这是国外游历对我的最大影响，也是&#8220;城堡的故事&#8221;给我的启发。 
和国外的专家学者打交道多了，潜移默化中便接受了他们的生活理念，也就看淡了仕途权利，特别在意精神的愉悦。 
我刚去英国时，并不喜欢伦敦。后来，却非常喜欢。1851年，作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强国，英国在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博会。有过如此辉煌历史的英国，富翁巨贾比我们多得多，但他们让我感受到的不是豪华和奢侈，而是文化的积累和生活的品位。尤其在我参观了大英帝国博物馆，看了皇家歌剧院的歌剧、皇家芭蕾舞团的芭蕾舞，还有那每天都上演几十个剧目的音乐剧&#8230;&#8230;内心的波澜让我开始反思。 
在英国，我还看到过很多触动我灵魂的事儿：很多富翁，穿的不是最贵的，吃的也不是最好的，他们衣着普通，却喜欢参观美展、欣赏歌剧，喜欢谈论社会与文化；有些经济拮据的人，即使再没钱，即使吃穿马马虎虎，也要去听音乐会、去运动场、去旅游。在他们看来，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好好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让心灵愉悦了，生活才有意思。 
记者：是的，心灵的纯净、自由和自在，才是最美的享受。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人更看重的是物质上的享受。 
胡正荣：追求物质享受无可非议，但如果眼里只有金钱、名牌，那就很可怕了。在西方，&#8220;富二代&#8221;的问题就比我们解决得好。在他们看来，让孩子不劳而获，给孩子过多的金钱，实际上是害了孩子。 
在&#8220;价值观&#8221;的问题上，我们至今没有解决好。像有些达官贵人，就像一个个土财主，除了金钱和疯狂的消费，什么都没有。脑子里不仅空，且充满了快速成名、快速暴富的邪念。 
记得有一年在瑞典开会期间，我应邀到瑞典最大的媒介集团的总裁家喝下午茶。这位总裁的家在一个山坡上，是一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房子。在这座房子里，既有价值连城的名画，也有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既有如雷贯耳名人的肖像，也有年代已久的藏品。这位总裁爷爷的爷爷，是靠出版起家的。总裁为人处事内敛低调、温文尔雅，像讲述久远的一段历史那样，指着一件件藏品，向我介绍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是哪一年出版的，另一位大文豪的作品是哪一年问世的&#8230;&#8230; 
总裁家的房子，简简单单；总裁的装束，普普通通。但他娓娓道来时流露出的自豪，却让我感受到了他家一代代人在享受智慧盛宴时的快感。这一点对我的冲击也是很大的，他让我领悟到：做事的过程最重要，内心的愉悦最重要。一个人，无论多么有钱、有势、有名，都会变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你的容颜会变，你的地位会变，你的职务会变，你老了走不动时也会变。唯一不变的是心态。唯有阳光而积极的心态，才能保证你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才能让你体会到真正的幸福！ 
&#8220;付出多少，才能收获多少，我始终认为，能量是守恒的&#8221; 
记者：对您的称谓，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版本。２２岁时，说您是中国名校最年轻的大学老师；３２岁时，说您是中国名校最年轻的教务处处长；34岁时，说您是中国最年轻的传播学博士生导师；40岁时，又说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名校副校长。您兼任的诸如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会、人事部博士后工作站、文化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以及韩国、英国、美国等地区的学术职务多达20项，您承担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及全国各地媒介委托的科研项目有10多项，至于被教育部列为&#8220;跨世纪优秀人才&#8221;，被人事部等七部委列为&#8220;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8221;国家级人选以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可以说是纷至沓来。您周围多是学生，当他们将关注点投向您身上的光环时，您会怎么说？ 
胡正荣：我会自嘲、调侃啊。我说你们只看到我风光的一面，我背后的努力和用功，你们看到过吗？我狼狈和孤独的时候，你们看到过吗？ 
上大学时，一到周末，很多同学都去看电影了，甚至还有打麻将、玩扑克的，我总是躲起来看书。没有那些年的孤灯冷板凳，我不会有今天。 
当然，我的运气确实不错，但是，仅有机会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有实力。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做事不愿意糊弄，不做则已，做就把它做好，不管这件事情你是否喜欢去做。这么多年不论做什么，我始终坚信一个原则，就是时刻准备着。准备就是把自己的业务能力修炼好，简单说，就是让自己的能力增强、水平提高。如果你有赢得机会的能力和水平，那机会肯定就是你的。其实，人的实力都差不多，关键是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用在最好、最恰当的时候。 
1994年，学校有两个去德国进修的名额，当时能去德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很少，同事们谁不想去啊，但一听说凭考试成绩选拔，便后悔得直摇头。我为什么考取了？说来话长，从上大学，我就开始对德国的文化感兴趣，留校当老师后，就自己报名在夜校学起了德语。后来，广院（原北京广播学院）又开了个德语班，我就继续去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是第一名。 后来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温习 ，怕忘了，便经常拿出来看看。去德国学习选拔人时，我就决定去试一试，结果考上了。 
记者：您参加高考那年，考分很高，您却报了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为什么呢？ 
胡正荣：因为自卑。那时，我胆小、内向，当众讲话会脸红，从不主动和人交流。所以，尽管当时不少人劝我填报北大，但我不敢。 
记者：如今，您满世界地作报告、发表演讲，许多时候您是即兴发言，不拿讲稿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您如此潇洒、睿智的形象，让人很难和您曾经的沉默寡言联系在一起。都说秉性难移，很多人穷尽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性格缺陷，您好像轻轻松松就迈过了那道坎儿，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胡正荣：如果说秘密，除了背后的发奋，就是要经常鼓励自己，去品尝一个个小的成功，小的成功积累多了，自信心也就有了。 
记得第一次给85级新闻专业、也就是白岩松所在的班上课时，我恐惧到了极点。当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到课堂上什么都忘了，就照着我提前准备好的1万多字的讲稿念。后来，我战战兢兢地走向了讲台。班上有72个学生，我一个也不敢看，望着窗外，把准备了多天的讲稿读完了。由于准备充足，我滔滔不绝，越讲越兴奋，以至最后竟刹不住车，不想下课了。正是因为做足了案头的工作，我迈出了极其关键的第一步，从而坚定了我的自信心。正面刺激啊，太重要啦！而对现在的我来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学生们那种放着光芒的充满期待的眼神。那一刻，成就感有了，幸福感也就有了！ 
&#8220;我很高兴能成为河南大学的客座教授&#8221;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传播学理论、广播电视传播、媒介政策与制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发展战略与管理、新媒介等。您的著作和主编的丛书很多，我能查阅到的是《传播学总论》、《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媒介的现实与超越》、《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丛书》、《媒介管理研究&#8212;&#8212;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 和《新闻理论教程》 等数十部。 正是这些成就，使您有机会站在国际舞台上，同世界一流的传播学专家探讨学术问题。不仅如此，您还获得了主持&#822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电视（含有线台）管理研究&#8221;、&#8220;直播卫星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8221;、&#8220;广播电视宣传热点问题研究&#8221;、&#8220;广播电视多出精品机制研究&#8221;等数十项国家社会科学课题的资格。您在北广学的是新闻，在人民大学读博士时，学的是中文。您是怎样走向了传播学这条道路的呢？ 
胡正荣：我上大三时，对传播学还一无所知。一次，听一位讲外国广播电视史的老师说，国外有一门传播学的学科。我马上就捕捉到这条信息，跑到图书馆去借阅相关的资料。当时，国内对传播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图书馆的相关书目只有原著版本。为了读懂，我便借了一本梅尔文&#183;德福勒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我当时看那本书是很费劲的，一是学科限制，二是背景限制，三是语言限制。没有社会学学科基础，没有媒介和传播的背景知识，传播学对我来说，纯粹是一个很陌生的学科。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书中告诉我认识新闻问题还可以从传播的角度开始，还要看效果、看对象，这让我很兴奋，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我还记得那本书中有一部分讲的是印刷发展历史，主要讲述的是欧洲的情况。欧洲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其实是找茬，想看看他重视不重视。万万没想到，很快我就收到作者的回信，还给我列了一份有关传播学的书单。至今我仍然很感激他。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如果能受到一个正面的刺激、得到正面的肯定，是很受鼓励的。如果当时作者没有回信，或许我今天的人生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也可能就从事别的行业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8220;一个真正伟大的学者，只有通过积累，大概到60岁，可能才有一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成果&#8221;。到花甲之年，您还有十几年，正像您自己所说，更愿意在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作桥梁的作用，您打算怎样做呢？ 
胡正荣：我做学问和做人是一样的，不喜欢走极端，愿意在结合处创新。因为创新来源于多元化的结合。我们这种学科不是概念性的推演就能解决问题的，不论是哪一个学派，不论它的资料来源和所关注的问题。因为传播学研究的都是现实问题，抽象之后就是研究，如果再高一点就是理论了。另外，任何学者都不会仅仅研究一个领域，那就很难有一个创新和发展的前途，因为一个领域太窄了。即使有的人主要只研究一个领域，但是也一定有其他学科背景，只是主要关注一个问题而已。我个人希望放在主体上相互关联的两三个领域，比如像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一定离不开现实的问题和社会实践性的东西。我把它们结合起来，发现它们可以提炼出来的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自己的理论，因为我的认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研究，研究和理论是不一样的，真正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可能要到那个时候。要提炼出这样的理论，就必须有很好的基础，就需要很宽的眼界，研究的领域就很多，所以我的研究范围涉及传播学基础理论、媒介规制研究等。因为不同时代，传播领域中普遍被人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研究问题多元化，但是问题的症结往往就是这么几点。现在我最多的工作是研究，是关心现实的东西，然后提升到原理的高度，终极目标是能够提炼出自己的原理，适合中国的，做一个有一定水准的传播学者。 
记者：这些年，您先后在法国、比利时、爱尔兰、韩国、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的媒介机构做访问学者，在加拿大、美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家做客座教授。2003年11月，受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建伟之邀，您来开封讲学，我所在部门的记者都去听了，至今记忆犹新。 
胡正荣：我非常尊敬李院长，不仅仅是他在业内的好口碑，还因他是家乡的学者。上次我来开封讲学，他说要聘我为客座教授，我很高兴就答应了。 
&#8220;时刻听从家乡的召唤&#8221; 
记者：您生在宁夏银川，但只要写简历，您总会标明祖籍在开封，听李院长讲，每次回河南，您都要回老家看看您的爷爷奶奶以及其他亲人。 
胡正荣：我的故乡在开封县，先辈们都是农民。我父亲虽然很小就从家乡走了出来，但乡音却从未改过。所以，对开封话，我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对开封，我更是格外关注。 
记者：您曾经说过，日本曾在上世纪60年代从文化进口国转变成文化出口国。那么，开封如何做，才能像日本那样呢？ 
胡正荣：文化创意产业是中国产业界的一次整体升级，将文化变成产业，就要在&#8220;创造力&#8221;上下大工夫。 
首先是&#8220;原创&#8221;，即创造出前人没有的东西。由原创激发的&#8220;差异&#8221;和&#8220;个性&#8221;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根基和生命。比如，美国的迪斯尼集团生产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先在电视台、电影院播放，然后又将片中人物形象做成玩具、服装，再做成迪斯尼主题公园。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可以实现创造力的途径也是无限的。迪斯尼的许可产品一年在全球的零售额达1120亿美元，其中290亿美元来自于娱乐人物形象，不管是玩具、服装、电影还是电视，迪斯尼依靠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是自己原创的。国内目前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叫&#8220;软力量&#8221;，这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183;奈提出来的概念，其中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本国的文化，增强文化上的吸引力，从而扩大自己国家的实力。这方面，美国自不待言，而在亚洲，典型是韩国。韩国政府出面、出资、出政策，大力推进韩国文化产业向外发展，从而在亚洲形成人人皆知的&#8220;韩流&#8221;，扩大了韩国文化在亚洲的影响。 
其次是&#8220;创新&#8221;，就是对前人创造好的东西进行改造或者更新。比如《卧虎藏龙》，用了一个西方化的艺术表达方式来包装中国内容的故事，这是一个创新过程而不是原创。《花木兰》是迪斯尼拍的，虽然文化素材和资源是中国的，但表达方式是全球的，制作方是美国，这是美国人的创新。 
记者：您在考察了很多国家、地区文化产业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搞好&#8220;文化创意产业&#8221;的运营和营销。您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家乡吗？ 
胡正荣：老家开封是闻名中外的古都之一。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纯朴的民风和优良的传统等都可以成为家乡吸引和打动世人的宝贵资源。当然，资源不会自己变成社会财富、资本财富和文化财富，因此，就需要开封人和众多的社会优秀创意人才、企业家集思广益、开拓创新、升级改造、推广普及这些优良的积累和储备。 
我是开封人的后代。一直以来，期望着有更多的机会回报老家开封。我曾经到开封授过课，将自己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家乡的新闻工作者和大学生，为此我很有幸福感。相信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回开封，并为开封服务。 
最近一段时间，我正在阅读三卷本的《开封故事》，看到那么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医学家、科学家、发明家诞生于故乡，心里不由地就有一种自豪感。我要好好做准备，随时听从家乡的召唤。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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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媒介融合与广播发展的机会</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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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28 Nov 2009 13:18:5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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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中广网北京11月10日消息 
胡正荣教授在&#8220;2009广播发展论坛暨全球华语广播协作网会议&#8221;做题为《媒介融合与广播发展的机会》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非常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非常感谢论坛的组委会，非常荣幸能够在这儿来和大家共同讨论广播发展的机会，我讨论的话题是围绕着融合和广播之间的一种关系来做的一个研究，这个大的题目我想分为三个小的题目，一个是媒介融合的大潮流，这个可能前面的发言人和后面的发言人都会有更多、更精彩的论述;第二是关于广播发展的空间和机会;第三个问题是我特别想说到的问题，就是广播在媒介融合的大潮流当中，真正要想抓住机会的话，可能也是和业务流程的再造和组织机构的重构这两个问题是直接相关的，没有这两个东西的话，广播搭上媒介融合这班车的可持续性就值得让人怀疑。所以我想分三个小的问题来讨论。
 

首先是讨论媒介大的融合，这个大的融合我不想讲太多的理论，我们给大家看几张有关中国媒介产业发展的几张图表，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媒介融合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先请大家看第一张表是2004-2008年国家整个媒介产业总收入的增长盘子，(PPT)大家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还有09年的预计，最右边的柱状是09年的预计，04-08，包括预计到09年，实际上中国媒介整个产业增长还是持续往上增长的，而且增长的幅度基本上保持在 14%，也就是说年平均增长率是在14%的样子，所以这个速度和趋势是非常让人看好的。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张的时候就有些地方值得我们反思，请大家看如果对09年度，当然今年有个特殊情况是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媒介产业不同行业在今年的表现就不是呈总体向上的趋势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有点像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行业可以看到是绿色箭头往上走的，像图书出版、有线电视、移动媒体、电影，但是也有一些行业是往下走的，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箭头，像报纸和杂志这种平面广告的收入在下滑，还有音视频产品的市场在大规模萎缩，这个主要是互联网的冲击太厉害了;还有一部分是基本持平的，当然也会略微增长的，像广告公司的经营收入，包括广播广告，我们看这个总趋势的分析里面，当然今年还没有结束，这只是个预测。如果看第一张图14%都在增长，第二张就会看到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变化，如果看第三张图的时候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因为最新09年数字还没有拿到，先看03-06年三年中不同的中国媒介行业市场份额的此消彼涨是非常明显的，大家从最底下的这一块可以看，03年最底下的是图书出版业占到媒介市场份额36%，三年以后降到28%，我们再可以往上看就会发现，期刊与广播广告基本上是持平的，广播和期刊在这个里面是放在一起衡量的，三年前占市场2%，三年以后还是占2%，但是电视广告增加了一个百分点，报纸广告下降了一个百分点，网络媒体增长了两个百分点，实际上在所有的媒介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移动媒体，移动媒体三年前占7%，三年后达到21%，也就是说三年翻了三番，是增长速度最快、发展最具有前途的媒体，甚至说市场份额现在还仅次于图书出版业的就是移动媒体，而这个移动媒体对未来广播也是挑战最大、也是机遇最大的地方。所以我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一个媒介融合在中国这个现实背景下，已经呈现出了这样一个格局的变化，就是这个市场份额此消彼涨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媒介产业结构性已经开始出现了调整和布局上的变化。当然说到这个的话，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可能移动媒体，包括其他的一些新媒体，可能对于未来的广播也好、电视也好或者传统媒体的冲击也好，已经不简简单单说是对消费者、传播者多了一个平台，更多的意义上是多了信息的搜集渠道、加工方式、流通方式和信息的传播方式，基本上像这张表格表现出来的四个整块，底下是信息的进口，这是加工口、发布口，上面是所有的平台，所以现在这个结构性的调整已经在整个业界引起的冲击应该值得我们关注。这是我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媒介融合的大的趋势，不讲虚的，我们只给大家看四张表，大家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媒介产业结构里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二个说一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广播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这里面有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也有借鉴其他研究者思考的结果，时间关系我就把观点亮出来，不过多的展开论述。对于这里面第二个问题广播发展空间和机会的时候我们分几个小点：
第一个小点先请大家看音频媒体的载体和平台日益融合，这个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我相信上午安德鲁&#183;克里赛尔教授也讲过这个问题，广播现在基本上在发达国家已经不叫radio，基本上叫音频媒体或者音频媒介，因为实际上手机、互联网还有传统的FM和AM，还有新形态的卫星广播和其他广播，它们都是通过音频传播信息的平台而已，都是不同的平台而已，所以媒体的平台化使得音频的载体越来越宽泛，而且相互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所以提供的机会实际上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正因为这种变化可能就可以看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倾向，一个是与所有的传统媒介比广播是最适合于数字转化的一个载体，因为它的成本非常少。第二个理由是在于声音和音乐本来就是流动的，搞广播就是靠声音、音乐，所以非常便捷，在不同的新平台之间相互的移动，我可以在AM和 FM里面听，同样也可以在手机、互联网上听、下载到MP3、MP4上听，或者拿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只要能承载音频的平台上去接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传统的AM和FM仍然是今天广播的主导，还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年轻人听不听音频，我们不能说他听广播，我们现在绝对不能说，包括我们在传媒大学我们都是学这个的，我们问学生听不听广播没有人举手，但是问他听不听音频，全都举手，所以这些人不能说是广播的听众，他们是音频的听众，现在年轻人通过电脑收听的人大幅度增加，他们手里可以没有半导体，但是不可以没有电脑，所以他实际上是通过电脑这个平台在接受音频服务。当然除了这个平台之外对他们来说还有播客、手机、MP3，所以对于年轻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已经不要去企求他在传统的收音机平台上接收，他是在更多的融通的平台上接收。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数字，07年世界不同国家数字广播电台数量，可以明显看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数字广播的电台非常的多，包括在德国，在中国总体来讲纯粹的数字广播电台还是可以说是基本上刚刚开始起步。除了传统平台的数字化，大量的还有很多的新的音频媒体也在大量出现，比如像卫星、互联网、博客、高清、移动都大量出现，我们也可以看一个数字，英国的数字平台，英国的听众在听广播的时候不光是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听，大家看几个柱状图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不同的平台上听，有DAB、DTV、手机、互联网等等，通过DTV占41%，通过DAB占到20%等等，所以不是今天的人不消费音频，只是说消费音频的渠道、方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所以我们的传统的广播还是在传统的平台上的话，它的机会可能是在减少。这是第一个机会，平台在融合。
第二个机会就是音频的内容更加多样化。传统搞广播的非常有经验，传统的广播里面越来越走format radio的道路，所有的类型电台越分越细，这个传统广播就不说了。我们再说一个挺值得我们关注的播客广播，播客广播供在线和下载收听，我们都看看他们下载的是什么东西，你就知道现在年轻一代人爱听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实际上他下载的真正我们说到的音乐只有8千多条，但是实际上稀奇古怪的其他东西占到 16000多条，还有其他类型的占到14000多条，比状图里面只有这一块是音乐，我们传统都想互联网下载更多的是音乐，其实也未必，当然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完全满足个人需求的、定制式的类别会大量的增加，有三万多条是这样，更大量的是非音乐的，比如有谈话、其他一些类别，新闻不多，新闻就是最小的红色这一块，所以你会看到实际上在互联网的新的平台上，人们在接受音频服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广播就是新闻、谈话和音乐这三个我们通常说的主流，不完全是这样。
第三个机会，尤其对年轻一代的音频听众来说，他们更注重的是他们消费形态的变化，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广播人的关注，越来越呈现两个趋势，细分化和交互式。这个从几点可以看到：
一 在传统媒体面临新媒体的挑战和危机之中，越来越多人持这样一种观点，音频媒体的未来受到的冲击和危机相对要少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应受众的细分，要比电视、要比其他的传统媒体来的便捷多一些，所以它面临的危机更少，细分化更多。
二 对于今天的消费者来说，他的消费趋向不管对音频还是视频，越来越选择随时想听自己喜欢听的内容，因为现成的广播都是编排好的一套节目，我只能按你编排好的时段来听，我想自己编，凑到我的MP3上自己听，所以随时收听自己喜欢听的内容。
三 音频媒介日益成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个人化的媒体，这个在电视、在传统媒体里面都做不到，越来越强调personally tailored media，这些观点是我引用其他人的观点，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音频消费者的变化反而是逼迫我们下一步变化最明显的地方，实际上国内有一些电台已经开始尝试，像北京电台已经开始做点播节目，到了时间听不到节目但是可以下载、编排，对音频消费者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年轻人听的音频服务更多的不是在AM和FM上，而更多的是在其他的平台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我用了一张美国的调查表，这张调查表我觉得可能给我们一点点启发，当然这个是美国，不完全是中国的情况，大家看这个柱状图，每个柱状图代表不同的年龄段，最左边12-17，18-24、25-34、35-44等等，不同的年龄段又分四个阶段，代表不同的广播服务，灰色的代表的是互联网广播，红色是卫星广播，深绿色是博客广播、浅绿色是MP3的拥有量，大家可以看到年龄越大的人新平台接受的越少，年纪越轻的人新平台接触的越多，特别请大家关注 25-54岁这一年龄段的人，他四种新平台方式都是普遍接受的，实际上做音频的人应该有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实际上你真正把要这一部分人抓住了，培养他新的平台的消费习惯的话，我们的广播未来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因为你不要固守在AM、FM上，所以他实际上传统消费，互联网消费、博客消费、MP3下载等等都在用，所以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来说是非常值得乐观的。当然其中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个是互联网广播，一个是移动广播，移动广播是非常被人看好的，因为我刚才也给大家看了中国的格局，中国的格局增幅最快的就是移动媒体，在发达国家有些学者的看法也是，手机大概是未来唯一一个绝大多数时间跟随个人的媒体，所以就意味着手机未来可能是所有传统媒体都想上的载体，而音频是最便捷的，带宽占用又少、内容又很容易交互，不像手机电视对带宽的使用要求非常高，所以很多人持这样一个观点，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将是下一个广播的平台，而且是最具活力的平台。在美国我拿到的一个数字是这样的，手机平台上的广播的年增额07年达到 200%，这个速度和14%的媒介产业增长的速度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特别要考虑的消费形态带来的一个机会。
最后一个问题就想说业务流程的再造和组织机构的重构，因为所有的广播要真正和新媒体融合的话，更重要的是在组织结构的重构和业务流程的再造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很多东西很难进行资源的重新融通，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过去非常习惯于按媒介类型来划分，比如像中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基本上都是这个格局，电台下面叫新闻中心、文艺中心、社教中心等等，如果有一个新媒体的时候就办一个新媒体中心，有了手机办一个手机中心，我们国内的媒介结构大都这样的，都是按媒介的类别划分，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按业务流程和流程当中的某些要素重新架构，不要按媒介类别去划分，一家电台如果干了手机就办一个手机部，有了互联网就办一个互联网部，那真正的资源没办法协调起来，刚才看全媒体那张图是做不到的，媒介内部流程的再造更多的时候需要这种东西，基本上按照制作、播出、流通三大块，或者叫三个主流业务流程重新架构自己内部的组织机构，里面不要再分我是干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的，不按媒体、平台分，而按业务流程分，按这个流程分下来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格局，就像上海广播电视台、江苏广播电视台，那广播电台下面就不应该再有广播中心、电视中心，这个中心那个中心，那个还是按传统的媒介划分，因为媒体的平台界限已经越来越淡化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按业务流程划分，就是一个大的制作中心，里面有新闻、非新闻可以再划分，大的制作中心就是内容。然后一个渠道中心来负责内容的编排、设计、选择和分发，再有一个很大的整合营销的中心，这是我一个比较简化的，就是一个电台从过去按类别划分走向按业务流程划分，这样一个组织重构才能带来更高的效益。我觉得实际上世界上一些大的电台和电视台已经在做了，这是BBC总裁去年讲的一段话，BBC以前是分广播新闻、网络新闻、电视新闻的，因为它有了广播，有了电视以外又有网络，所以他们就办三个新闻部，后来他们把三个部门全部改掉，把三个部门的功能重组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多媒体新闻部，负责新闻类节目，一个叫多媒体节目部，负责专稿类的新闻目，像《新闻调查》这类的，把这两个部整合起来以后他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的变化，就是新的编辑的结构是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并且改善BBC在新闻方面节约资源，而且还会把这些东西延伸到更多的新闻需求上，比如内容制作的平台延伸到手机移动电视开发个人定向服务，为网络提供音频和视频，只有这样做，业务流程真正打通，才会把内容分发到不同的平台上去，这个案例我去年11月在比利时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情形，这两家广播公司也已经开始这样改了，把电视、广播、手机的内容放一块，制作放一块，流通放一块，渠道放一块、营销放一块，也逐步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搭上媒介融合这班车，作为一个电台真正融合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机制和制度保障。
占用大家已经太多的时间了，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不当和不正确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来源：中国广播网&#160;&#160;&#160; 责编：李志勇&#160;&#160;&#16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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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新媒体浪潮下的传媒教育</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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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un, 04 Oct 2009 02:23:1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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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媒体访谈]]></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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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8212;&#8212;专访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吕莎
文章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C3版
胡正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6年生于宁夏银川。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8212;&#8212;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教育部新闻传播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学理论、广播电视传播、媒介政策与制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发展战略与管理、新媒介等。
学习传媒专业的学生，很少有人没听过他的名字&#8212;&#8212;胡正荣，今年43岁的他比想象中年轻得多。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的胡正荣，既是一位成功的大学管理者，又在新闻传播学界取得了出色的学术成就。从联系采访到当面交谈，他一直表现出对传媒圈里人特有的理解和配合。
他思维活跃，气质独特，兼具学者的涵养与传媒人的睿智。谈到如何平衡做管理者和做学者之间的关系，胡正荣说，我骨子里是一个学者，我更愿意做学问、带学生，云游世界，但是既然把我放到大学管理者这个位子上，我就要努力把对世界、对传媒、对教育的看法转化成为一种现实。
 

走&#8220;小综合&#8221;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下简称&#8220;记者&#8221;）：和国内许多有着百余年历史的高校相比，中国传媒大学显得很&#8220;年轻&#8221;。&#8220;年轻&#8221;对一所大学来说，既意味着富有活力和创新的可能，也意味着在历史积淀上很难与百年老校比肩。中国传媒大学在发展中是如何扬长避短的？ 
胡正荣：今年刚好是学校建校55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是一所历史相对较短、专业特色鲜明的高校，跟普通综合性大学有所不同。正因为这种差异，恰恰也可以看到学校的优势所在。一方面，我们的优势在于年轻、包袱少，这个&#8220;包袱&#8221;不光是指学术思想的守旧，还包括大学管理上的很多痼疾。另一方面，传媒行业是快速发展的朝阳性行业，我们的优势恰恰在于本学科的积累优势和所面对行业的崭新的发展趋向。这就使得在学校建设和学校特点的捕捉上，必须要&#8220;求新&#8221;。我们现在探索的道路，就是一条&#8220;以创新为主导、以积淀为方向&#8221;的扬长避短的道路。中国传媒大学的积淀比百年老校要弱，在传媒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积累上更弱，这是我们客观面对的事实，但是在传媒领域，我们可以说是在全国积累最深厚的学校之一。抓住自己的学科特色、行业特色，把这两点做足，学校的&#8220;长&#8221;就发挥出来了。至于历史积淀上的&#8220;短&#8221;，则要通过引进人才、加大研究力度等措施来弥补。
记者：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传媒大学在培育优势学科及其他学科上下了很大工夫。
胡正荣：是的。我们对优势学科和基础学科采取的是不同策略。
1981年以前，北京广播学院只有三个系：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这三个系构成了那时整个广播学院的学科支撑，也是学校三大优势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北京广播学院曾是全国语种最多的高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科有不同程度的壮大。到目前为止，中国传媒大学有国家重点学科两个&#8212;&#8212;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8212;&#8212;传播学，以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通信与信息系统等四个北京市重点学科。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到，我们的优势基本上集中在新闻、传播、广播电视艺术学这几个学科。在优势学科的定位上，我们绝对鼓励的口号是&#8220;国际知名，国内领先&#8221;。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一个学校的学科门类不能太单一，光靠新闻传播、广播电视艺术、工程技术、语言是不行的。目前，中国传媒大学还有文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理学院等等。像文、理、政治与法律这些学科都是90年代以后，随着学校学科的生长在扩大。发展到今天，几个重要的学科门类都有涉足。
中国传媒大学的基础学科跟北大、清华比，显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我们给这些基础学科提了一个口号叫做&#8220;先入主流，再创一流&#8221;。所谓&#8220;入主流&#8221;，就是先让这些学科专业被别人知晓，在此基础上再去&#8220;创一流&#8221;；而要想&#8220;创一流&#8221;，就必须以特色取胜。比如法律，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传媒法、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文化产业的法律，紧密依托三大优势学科；比如经济学，可以紧紧围绕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传媒经济去做，这个学科才能做起来。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才不过20年，基础学科要发展得更好还需要更多时间。
记者：现在国内很多大学都在朝综合性、研究型的方向发展，这是否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发展方向？
胡正荣：是。但是我们的思路跟一般的&#8220;综合&#8221;不一样，我们不做像北大、清华这样的&#8220;大综合&#8221;，而是走&#8220;小综合&#8221;的道路，即传媒领域的综合。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成为传媒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型高校。
现如今，全国各地有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院校已经达到800多家，整个学校做传媒的还有浙江传媒学院等几家，他们的定位是教学型。既然我们有55年的积累，那么在中国传媒类高校里面一定要做到顶尖，而顶尖则是由研究来带动的。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在研究方面加大了力度，加强学科建设，博士点增至14个，另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现在本科生不再扩招，研究生数量在增加，已经占到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些学院的研究生人数已经超过本科生。我们不可能做&#8220;大综合&#8221;，但只要是传媒领域所需要的一些基础学科，我们都会大力发展，像文学、艺术、数理、语言、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等。除了优势学科以外，上述的这些学科也在不断拓展。
既能&#8220;上天&#8221;又得&#8220;入地&#8221;
记者：对于传媒行业来说，新的媒体形式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否有相对应的理论创新？
胡正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去年9月份，我随团去美国访问，走访了9所大学、3家电视台，大家共同的感触是，所有的媒体、高校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Media Convergence（媒介融合）。这样的浪潮来得太急了，新媒体、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普及速度超乎人的想象。大家都在谈Media Convergence，但是并没有应对的思路和措施。我们走访了密苏里新闻学院等几所非常知名的新闻学院。他们的应对措施也只是多开一些这方面的课，比如媒介融合、网页设计、新媒体内容的采制，多是面向业务层面的内容，不见基础理论的改造。对于媒体来说也是这样，大家的想法都很模糊，做电视的考虑把内容改编成网络版或者手机版，任务就算完成了。媒体和高校基本上都是在懵懂之中做一些经验性的尝试。我参观了比利时国家广播公司和丹麦国家广播公司以后，发现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融合，公司已经不再按媒体分为广播部、电视部、互联网部和手机部，而是按生产流程分为内容生产部、内容编辑部、营销部三大部门。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搞教育的就要反思。这次教学计划修订的时候，我们就对学校文科类、艺术类学院的课程体系作了适当调整，除了采写编评，还加入了生产流程的课程。这些课程内容的更新、教学方式的更新需要把原先的讲义和案例推翻，老师们将会面临很大压力。老师们习惯讲传统的电视、广播案例，对于新媒体没有经验。比如，像&#8220;开心网&#8221;偷菜这些新事物，我只是耳闻，也没有亲自去体验过。所以，我们要求年轻的一代教师必须是新媒体时代的人，他们的讲课内容要以新媒体内容为基础。
记者：在课程设置上有哪些变化？
胡正荣：我们的教学组织和课程设置有很大难度，原因是它的变化太快了。文史哲越经典越好，传媒领域恰恰是越新越好。如何去捕捉最新的东西可能远比守着传统的东西更有价值。我们这种专业院校，在发展自己的路径过程中始终是非常困难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美国走得最远的是密苏里新闻学院，他们开设了一个专业叫媒介融合，但实际上，其课程也是从基本的采写编评讲起，顶多加入一点新媒体的采编。
我自己在反思这个问题，我认为传媒学科的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在面对新媒体冲击的时候，有两点是必须要捕捉的&#8212;&#8212;既能&#8220;上天&#8221;，又得&#8220;入地&#8221;。所谓&#8220;上天&#8221;，就是在课程体系、思维方式训练、价值观念判断的训练上，要给学生最新的东西。新的媒体、新的样式层出不穷，那么课程体系也要随时更新，保证把最新的内容融入进去&#8212;&#8212;不光是融入业务，还要融入新媒体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在Multimedia（多媒体）时代，看问题要多样化、多角度。&#8220;入地&#8221;是指无论媒体形式多么千差万别，基础训练仍然是根本。对于一个受过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学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的基础才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后劲。这些基础学科能够训练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方面训练要加大。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中国传媒大学所有文科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社会科学学分，其实一些高校很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实际上，不光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所有的大学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知识更新的速度太快了，仅仅依靠高等学院给予的专业知识，很容易落伍。
美国高校和我们走的路不一样，很多美国大学在学校章程里就写到，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Read，Write and Think（阅读、写作和思考）的人。他们倡导博雅教育（Liberal Arts），这种思路值得我们借鉴。Think Independently（独立性思考）和Think Critically（批判性思考），教会这两样东西，才是大学的职责。
记者：有没有设立一些新的学科来适应传媒业的新变化？
胡正荣：有。在传统优势学科和传统基础学科发展同时，2007年起，我们把两个学科作为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一个是新媒体，一个是文化产业。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两个新的机构&#8212;&#8212;新媒体研究院和文化产业研究院，当年便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两个研究院不是相对封闭独立的系统，所有学院都会参与。从今年起，开始招收这个领域的本科生。
这其实是效仿了国外的做法，国外很多新学科的成长都是从培养博士开始的，先培养几个精英，然后自上而下带动一些课程。我们今年新办的本科专业由这两个研究院依托学院联合开办，比如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就让文化产业研究院和媒体管理学院两家联合去办，两边各出几个老师，共同把课程做起来；新媒体方面，我们主要分成新媒体技术、新媒体内容和新媒体经营三大块，技术放在工学院，内容放在广告学院或者新闻与传播学院，经营则放在媒体管理学院。专业有专攻，不能遍地开花。
传媒教育准入门槛太低
记者：一般来说，广播电视更重实务。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上，中国传媒大学怎样平衡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胡正荣：新闻传播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更多地是实践性为导向，与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基础学科有很大差别。因此学校历来十分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特别是对于本科生来说，培养出来只会夸夸其谈而不会上手，是没有用的。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强是中国传媒大学一个大的优势，我们要培养的是&#8220;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重实践&#8221;的人才，从中传走出去的学生业界也非常认可。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理论环节不够重视。实际上，广播学、电视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学等学科，乃至中国广播电视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是由这所学校完成的。在理论方面，只能说整个学科或者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这与中国广电事业的发展有关。学科的大发展是与三十年来中国媒介大发展相匹配的，因为发展时间尚短，所以整个传媒学科的体系建设还不尽完善，缺乏深度、力度。
中国传媒大学的特点是强调实践，但实际上，我们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放松。从90年代中期以后，学生课程的设置中，理论课、实践课、政治课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明显感觉到学生毕业以后上手非常快，但持续的后劲不足。所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对课程结构、课程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现在仍在进行中。2009级的本科新生将面对全新的教学计划，在09版教学计划中，学校做了很大的调整：一是加大理论分量，二是加大新媒体内容。
记者：传媒业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起码的业务素质，然而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媒体需求与高校教育往往脱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胡正荣：现在不仅是二、三流大学，连一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都成了问题。在今年就业率不太好的情况下，传媒大学的平均就业率都在百分之八九十，最好的几个专业都是百分百就业。总体来说，全校本科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留在北京，其中选择媒体就业的比率比较高。但是人大、复旦、中国传媒大学这样一些院校都在面临一个问题&#8212;&#8212;在主流媒体的就业率都在下滑，原因一是很多新闻机构不需要人了，很多还在裁人，二是他们更愿意从地方媒体挖人，而不要没有经验的应届生。就业和教育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高等学校应当考虑就业市场，又不能太考虑就业市场。如果一个高等院校的目标是培养出直接能找到工作的就业人员，那将无异于技校、培训中心，高校培养出来的应当是全素质的合格的现代人。
记者：学生就业难，教育是源头。目前，在国内有很多高校设有传媒相关专业，但其中优秀者寥寥。您认为我国高等院校传媒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胡正荣：我个人认为，第一，现准入门槛的设置有问题。这就相当于一个产业的发展，总要有个基本的标准才能办。跟传媒类相关的专业都很热门，收费又高，所以各地院校都开始兴办，全国800多家院校有新闻类专业，这说明这个专业准入门槛非常低，而且缺乏一定的监督。新闻不像物理或者机械一样需要设备，甚至不像中文一样需要积累。在有些院校，一些电台、电视台淘汰下来的记者去当老师，甚至当教授，这个太可怕了。第二，由于迅速膨胀，现在师资队伍存在很大的问题，高水平师资的培养远远不够。全国设有博士点的高校只有9所，每年毕业的博士加起来也不过一、两百人。第三，现在传媒的教育理念、课程结构、课程体系都太陈旧了。绝大多数学校还在讲传统的新闻理论、传统的新闻采编。
记者：您希望从中国传媒大学走出去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胡正荣：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现在大学生的素质上不去，实则是缺乏基本的责任感。任何走入校门的大学生，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的首要素质是社会责任感。但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的人，最后都是事业有成的。第二，要业务精，既然是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应该让人在业务上挑出毛病。第三，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有国际化视野。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希望中国传媒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精专的专业能力、较好的基础能力储备和国际化的眼光。我们按照这个方向走了很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现在媒体行业有很多精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我们为之自豪。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C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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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08年）</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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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Sep 2009 14:11:4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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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学术论文]]></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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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胡正荣 张龙    本文立足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和理论基础，首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回顾与综述。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轨迹中，新闻学和传播学都是与社会信息传播的需要与形势密切相关的。早在16世纪，新闻作为一种社会信息产品就已经出现在了当时贸易繁荣的意大利，而后新闻事业的飞速发展直接催生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新闻学，从17世纪德国&#8220;报学&#8221;的研究到19世纪欧美对新闻史的梳理，再到现代新闻事业的飞速前进，新闻学的学科视野也在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而作为新闻学的姊妹学科，传播学的诞生要比新闻学晚上几个世纪。而且和新闻学迥乎不同的是，传播学从诞生伊始就鲜明地表现出了高度抽象和概括的理论色彩。这门学科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催生之下，从它的元学科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吸收精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
由于近几年间大众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新闻传播学研究也被快速地向前推进着。2007年，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原有的学科框架体系内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在结合新的传播形势展开新的研究，而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问题和领域受到了格外的青睐与重视，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市民新闻、公民新闻和公共新闻研究、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伦理研究、政治与战争新闻、在线新闻学、传播政策与规制研究、传播技术研究、传播社会变迁研究、传播与文化研究、传播与全球化研究、以及传播相关领域研究等等。
当前，社会形态的变迁、媒介环境的变革以及受众接收习惯的潜移默化，必将给学术研究带来更多新的命题与思考和新的发展要求，也将因此直接促进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并向着纵深的理性方向继续发展。 
 
Abstract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is chapter reviews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During the history of this discipline, the studie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s of the society. As early as 16th century, news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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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胡正荣：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命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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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17 Jun 2009 08:33:45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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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环球》杂志
环球杂志记者/王豫刚 邓喻静 实习记者/李梦 蒋文洁 黄心
在4月16~19日举办的2009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上，有来自意大利的三家画廊参展，而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也同时作为参展单位出现。       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文化参赞巴尔巴拉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她看来，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最合适的渠道是音乐和绘画这样的艺术，因为没有语言的问题。但是她们现在正准备播放有中文配音的意大利电影，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看，去了解意大利文化。使馆文化处本身就有一个较大的剧场，有800个座位，每星期都有电影放映。       巴尔巴拉说，在中国推广意大利文化时，文化处非常希望和大学合作，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同时，文化处也特别注意为民间文化传播提供便利，像这次来参展的画廊，就是私人画廊，和政府没有关系。使馆文化处也经常为来自意大利的民间展览和推广活动提供场地和宣传支持，并且特别注意能够兼有中意两国文化影响的艺术家和题材。       “像这次张琪凯的个展，我们就在使馆文化处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住在意大利11年了，在意大利学习美术，我觉得他的作品很有意思。”巴尔巴拉说。“还有一个展览，是一位意大利的教授和他的20名学生，他们都是艺术家，一起去桂林旅游，回来每个人做了一件作品，所以，我们在这儿展览。”       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提供的数据，2005年，意大利在全球文化服务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6.6%，而中国为1.2%。
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命题
4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指导意见》之中，明确提出了要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从2001年开始，每年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都要公布一份《中国现代化报告》，今年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将主题聚焦在“文化现代化”上。在这份报告的一个排名表里，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世界第二十四，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世界第五十八。这份报告的主要编者，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这样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所谓文化影响力，即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人民的文化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在这份影响力榜单上，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而日本、韩国分列第九、第十三。       从前年、去年开始，奥运以及奥运之前中国经济的起步都使得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大幅加强。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正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绝好机会，但在交流的过程中双方的误解很多。       “十年前我去美国跟他们谈中国，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个别人会因为距离遥远和社会制度不同而对中国有兴趣，但现在出去西方人对中国是相当有兴趣的，十年前开讲座来听的人凤毛麟角，现在一下子有几百人过来，什么样的问题都有，”胡正荣说。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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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胡正荣教授简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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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un, 12 Apr 2009 03:13:4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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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胡正荣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6年5月出生于宁夏银川市，祖籍河南开封。1982年–1986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新闻系副主任（1994－98年）、教务处处长（1998－2005年），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2005–2006年），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200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评议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教育部新闻传播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会委员、人事部博士后工作站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我国广播电视十一五发展规划”前期研究专家组成员、文化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政策咨询专家、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传播学协会（ICA）会员、中国传播学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编委、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编委、韩国《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编委、亚洲信息与传播中心《Media Asia》编委、英国《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编委、英国《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编委、香港《传播与社会发展》编委、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会刊《Journalism &#38;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编委等。多个媒介的咨询专家和顾问；山东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特聘博导、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传播学理论、广播电视传播、媒介政策与制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发展战略与管理、新媒介等。讲授课程有“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媒介研究”等。
●●科研项目●●
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电视（含有线台）管理研究”（1996–1998），设计并参与“直播卫星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广播电视宣传热点问题研究”、“广播电视多出精品机制研究”等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目前，正在主持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广播电视发展研究”（2000年）；负责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人文社科项目“传播学名著译丛”（1998年-2000年）、 “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1999年）、“西部开发中的广播电视发展研究”（2000年）等项目；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网络媒介管理研究” （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战略研究”（2002年）；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回国人员项目“中国媒介政策体系与体制改革研究”（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目标与路径”（200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2006年）等。承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及全国各地媒介委托科研项目多项。
●●主要著作●●
《中国传播论坛》（论文集，共五集，2009年）、《传播学总论（第二版）》（2008年）、《时代之印-中国媒介30年1978-2008》（2008年）、《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07年）、《媒介的现实与超越》（2004年）、《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丛书》（主编，2003年，4卷本，即《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外国媒介集团研究》、《媒介市场与资本运营》、《西部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等）、《中国传播论坛—变化中的广播电视》（主编，2003年）、《世界电视前沿》（合著，2001年，3卷本）、《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2000年）、《传播政治经济学》（译著，2000年）、《传播学总论》（1997年）（获北京市第5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卫星电视传播》（合著，1997年）、《新闻理论教程》（1994年）等。主要论文有“The Options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in China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ICA’s 52nd Annual Conference，Seoul, Korea. July 15-19, 2002）、“The Post-WTO Restructuring of the Chinese Media Industri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apitalization”, 见《Javnost/Th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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